1967年8月的一天清晨，上海龙华机场跑道上雾气未散，两架安-24静静待命。机组只知道要去湖北红安，却不知道迎候的乘客身份。几个小时后，螺旋桨还未完全停稳，一位60岁的大将背手跨出舱门，步履仍带着健康，他便是刚从大别山被“请”出山的。故事要从更早的一个电线月下旬。驻沪联络处宿舍里，电话铃声短促响起，听筒那端传来田普略带焦虑的恳求：“邢记者，你劝劝许司令，让他脱离山里吧。”对方是新华社借调到“中心文革记者站”的邢文举，此前在南京与频频触摸，算得上信得过的人。田普忧虑的大别山条件并非虚言：木盆洗澡、自己砍柴煮饭，伤痕百折不挠的老兵不免受凉。

　　僵局就此呈现。在大别山区口高坡的暂时营房里来回踱步，干部们都看出他心情不稳。两天后，他爽性写电报直发北京，恳求面见毛主席。电文只两句话，却铿锵有力。毛主席其时恰在上海，电报交由徐汇某保密点转呈。深夜，授命带机南下，使命里写得清清楚楚：必须保险接回。

　　飞机抵达红安时，身着洗得泛白的旧戎衣，上飞机前只同随行保镳告知一句：“家里别忧虑。”抵沪后，他被直接送至瑞金宾馆。见到毛主席那一刻，他缄默沉静几秒，眼眶泛红。毛主席拍拍他的膀子，简略一句：“上海需求你。”房内其余人都屏气。

　　回溯二人结识，要追到1966年9月“中心文革记者站”建立。200名干事里，邢文举从九台县一路闯关到北京，又被分到南京。到站第一晚，他和战友住华东饭馆，政委杜平亲身招待，标准之高让他心里直打鼓。没过几天，就拎着两坛绍兴花雕来串门，“传闻记者能喝酒，我们试试。”酒桌上，一句“枪杆子里边出真理”把气氛推高，也让邢文举意识到，这位司令尽管率性，却极重情义。

　　那时南京形势突变，聂元梓、蒯大富先后南下。五台山体育场的万人批斗令怒火中烧，他在华东饭馆拍桌：“江渭清是老，怎么能这样整他！”邢文举授命劝说造反派无果，只得把状况直报周总理。也正因为这段阅历，把邢当成“能说真话的人”。

　　1969年秋，记者站责任宣告完毕，邢文举回沈阳复任。别离前，在南京后院请客，自斟自饮三大碗：“兄弟，别去上海了，别生事。”席间他又主动问：“家里缺啥？”邢想了想，只说缺辆自行车。让保镳当晚去商铺找票，第二天早晨新车就摆在华东饭馆门口。尔后几年，沈阳街头常见一位瘦高个骑着绿色永久二八横梁，边蹬边乐，车铃叮当，友谊一路随行。

　　1985年退居二线前，邢文举和妻子曾去南京看望。那时将军现已难以行走，却坚持在沙发边扶墙动身，颤声说：“文举，你来了就好。”再后来，田普把《回忆录》寄到辽宁，还特别夹了张便签：“世友常念老朋友。”

　　至此，再看1967年那场“出山”，并非单纯的个人转圜，而是数条隐秘头绪的交错：田普的挂念、邢文举的奔波、周总理的统筹、毛主席的确定。前史往往如此，一通电话、一张电报，背面连着杂乱的军政博弈，也照射出人与人之间并不张扬的信赖。

　　现在，瑞金宾馆那间会客室已屡次翻修，谁也数不清墙面见证过多少握手与叹气。而在红安深处，曾住过的旧屋仍藏着柴灶与木盆，旱季时山风照样穿堂而过。年月更迭，故事却未被尘封——只需有人记住那通电话，记住那位背手跨出机舱的老兵。